最近因為另一些工作的緣故,翻出了一批九十年代美國獨立電影,或比較另類破格的荷李活電影來看看。看得比較仔細的有 Gregg Araki 的《玩轉末世紀》(The Doom Generation)、Gus Van Sant 的《不惜一切》(To Die For)和《大象》(Elephant)、Jim Jarmusch 的《Ghost Dog: The Way of the Samurai》、 Todd Haynes 的《非常安全》(Safe)、Wachowski 姊妹的《大膽的愛,小心的偷》(Bound)、David Fincher 的《搏擊會》(Fight Club),都是一些桀驁不馴,滿帶不順從的個性的作品。Robin Wood 有一篇寫於 2000年,討論當時最新一浪美國電影的影評〈Hollywood Today〉,它的副題是「Is an Oppositional Cinema Possible?」(還有可能拍反抗的電影嗎?)。文中比較重點討論的作者是 David Fincher 和 Jim Jarmusch,Wood 當時的看法是頗為灰暗的,認為電影創作中要對主流意識形態作出反抗,要不就墮落成虛無絕望的毁滅和發洩(David Fincher),要不就走入一種極端風格化、局限於小眾的路線(Jim Jarmusch)。二十多年後,我看完 Sean Baker 奪得康城金棕櫚獎的新作《阿諾拉》(Anora)後,我不禁想起同一個問題:一種另一路線的、具有對抗性的電影,今時今日還有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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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諾拉》:邁向「成熟電影」的關鍵一步

《阿諾拉》:邁向「成熟電影」的關鍵一步

最近因為另一些工作的緣故,翻出了一批九十年代美國獨立電影,或比較另類破格的荷李活電影來看看。看得比較仔細的有 Gregg Araki 的《玩轉末世紀》(The Doom Generation)、Gus Van Sant 的《不惜一切》(To Die For)和《大象》(Elephant)、Jim Jarmusch 的《Ghost Dog: The Way of the Samurai》、 Todd Haynes 的《非常安全》(Safe)、Wachowski 姊妹的《大膽的愛,小心的偷》(Bound)、David Fincher 的《搏擊會》(Fight Club),都是一些桀驁不馴,滿帶不順從的個性的作品。Robin Wood 有一篇寫於 2000年,討論當時最新一浪美國電影的影評〈Hollywood Today〉,它的副題是「Is an Oppositional Cinema Possible?」(還有可能拍反抗的電影嗎?)。文中比較重點討論的作者是 David Fincher 和 Jim Jarmusch,Wood 當時的看法是頗為灰暗的,認為電影創作中要對主流意識形態作出反抗,要不就墮落成虛無絕望的毁滅和發洩(David Fincher),要不就走入一種極端風格化、局限於小眾的路線(Jim Jarmusch)。二十多年後,我看完 Sean Baker 奪得康城金棕櫚獎的新作《阿諾拉》(Anora)後,我不禁想起同一個問題:一種另一路線的、具有對抗性的電影,今時今日還有可能嗎?

最近因為另一些工作的緣故,翻出了一批九十年代美國獨立電影,或比較另類破格的荷李活電影來看看。看得比較仔細的有 Gregg Araki 的《玩轉末世紀》(The Doom Generation)、Gus Van Sant 的《不惜一切》(To Die For)和《大象》(Elephant)、Jim Jarmusch 的《Ghost Dog: The Way of the Samurai》、 Todd Haynes 的《非常安全》(Safe)、Wachowski 姊妹的《大膽的愛,小心的偷》(Bound)、David Fincher 的《搏擊會》(Fight Club),都是一些桀驁不馴,滿帶不順從的個性的作品。Robin Wood 有一篇寫於 2000年,討論當時最新一浪美國電影的影評〈Hollywood Today〉,它的副題是「Is an Oppositional Cinema Possible?」(還有可能拍反抗的電影嗎?)。文中比較重點討論的作者是 David Fincher 和 Jim Jarmusch,Wood 當時的看法是頗為灰暗的,認為電影創作中要對主流意識形態作出反抗,要不就墮落成虛無絕望的毁滅和發洩(David Fincher),要不就走入一種極端風格化、局限於小眾的路線(Jim Jarmusch)。二十多年後,我看完 Sean Baker 奪得康城金棕櫚獎的新作《阿諾拉》(Anora)後,我不禁想起同一個問題:一種另一路線的、具有對抗性的電影,今時今日還有可能嗎?

這其實也是源於 Sean Baker 接受美聯社訪問時的一段發言。他感歎說,現在電影院裡都沒有了「成熟」(mature)的電影。「有人情故事、沒有爆炸或超級英雄或者恐怖類型基底、真正拍給成年人看的成熟電影,都去了哪裡呢?⋯⋯很可惜地,它們都不存在了,或者要隔很久才有一部。」當 Sean Baker 說這番話的時候,他心目中想著的成熟電影是《克藍瑪對克藍瑪》(Kramer vs. Kramer)、Jonathan Demme 的《艷遇》(Something Wild)和《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Robert Altman 的《普世歡騰樂滿城》(Nashville)和《幕後玩家》(The Player)這樣的電影。都是從六、七十年代的新荷李活電影脫胎出來,重視人物塑造和演繹,或多或少背離甚至顛覆定見和主流價值的電影——它們的複雜和多元多變,也不是今時今日一句唸口簧式的「挖掘人性陰暗面」可以概括。Sean Baker 對於電影的影響力與作為,有很大的期許和想像;他心目中的「電影」,是一種老派而純粹的「電影」。

而《阿諾拉》正是一次對這種成熟的、有複雜性的電影的一次漂亮實踐。以艷舞女郎 Ani 為主角,《阿諾拉》儼如一個摩登的灰姑娘故事。Ani 在工作時認識到富貴得令人吃驚的二世祖 Ivan,一個人住在紐約 Brighton Beach 區域的奢華宅第;Ivan 與 Ani 打得火熱,形影不離,不旋踵 Ivan 就趁一次拉斯維加斯快閃旅行時,向 Ani 求婚。電影去到這裡才進行不到一小時,如此美滿而童話式的故事,都應有盡有了,還可以怎樣再講下去呢?Sean Baker 在電影的第二、三幕,層層掀開童話的甜美糖衣,揭示齷齪而毫不動聽的真相,拍攝執行上他比以往更加準確、成熟,尤其是對於喜鬧氣氛、情緒和節奏快慢轉變的拿捏。電影中段有一場廿多分鐘的「強闖入屋」場面,寫 Ivan 的父母派手下去調查 Ivan 是否私下成婚,然後強逼他去把婚事取消。這段戲幾乎是以實時進行,動作與拳腳來往都多,調度上非常複雜,Sean Baker 拍來把握力和信心十足,尤其是在炮製荒謬喜感的細節,以及在場面中同時刻劃幾個要角不同性情的部分,都很有效果而且設計精準。這種大規模、大手筆的場面,以往在他的作品中極為罕有。單是這一場堪作教材的「入屋」戲,已經足證 Sean Baker 在創作與執行能力上進化到另一境界。

最近因為另一些工作的緣故,翻出了一批九十年代美國獨立電影,或比較另類破格的荷李活電影來看看。看得比較仔細的有 Gregg Araki 的《玩轉末世紀》(The Doom Generation)、Gus Van Sant 的《不惜一切》(To Die For)和《大象》(Elephant)、Jim Jarmusch 的《Ghost Dog: The Way of the Samurai》、 Todd Haynes 的《非常安全》(Safe)、Wachowski 姊妹的《大膽的愛,小心的偷》(Bound)、David Fincher 的《搏擊會》(Fight Club),都是一些桀驁不馴,滿帶不順從的個性的作品。Robin Wood 有一篇寫於 2000年,討論當時最新一浪美國電影的影評〈Hollywood Today〉,它的副題是「Is an Oppositional Cinema Possible?」(還有可能拍反抗的電影嗎?)。文中比較重點討論的作者是 David Fincher 和 Jim Jarmusch,Wood 當時的看法是頗為灰暗的,認為電影創作中要對主流意識形態作出反抗,要不就墮落成虛無絕望的毁滅和發洩(David Fincher),要不就走入一種極端風格化、局限於小眾的路線(Jim Jarmusch)。二十多年後,我看完 Sean Baker 奪得康城金棕櫚獎的新作《阿諾拉》(Anora)後,我不禁想起同一個問題:一種另一路線的、具有對抗性的電影,今時今日還有可能嗎?

《阿諾拉》的「成熟」,我想最能見諸 Ani 的春秋大夢逐漸崩滅後,電影對 Ani 的理解和描寫。就講電影最後的一個長鏡頭,那個總結這部兩個多小時的電影的長鏡頭,裡面所表現的「性」和感情都是世故而複雜的。在下車離開一路護送她、替她打點善後的保鏢 Igor 之前,Ani 從他手上接過自己之前的結婚戒指,作為某種紀念品或信物。Ani 知道 Igor 一直對她很有好感,然後,大概是作為某種回應或答謝,Ani 要 Igor 在車上往後躺,想騎在他身上跟他做愛。Igor 半推半就,但想親吻 Ani 的時候,Ani 卻屢屢避開。最後 Ani 突然淚崩嚎哭,電影在這個時候就戛然完結了。性對於 Ani 來說,一直都是工具和手腕——它是有其價值、要在職業中提供的服務。她很清楚,性能夠為她在男性身上得到什麼、達到什麼。但再銷魂、再刺激的性也有其極限,就像戲中無論 Ivan 怎樣與她爽翻天,也無法讓 Ani 飛上枝頭名正言順成為 Ivan 的妻子。然後,Ani 帶著這種在性上的挫折與貶值,在 Igor 身上⋯⋯想要證明自己?想某程度上收復心理失地?抑或是變得更加功利冰冷?《阿諾拉》最後一鏡,一直像傻大姐一般、一半天真一半迷懵的 Ani,恍如奇蹟般在一閃靈光裡洞悉到自己。如此折騰一大輪,她的哭,好像是好好知道自己處身甚麼地方,也終於接觸到自己內心真實的感受。這一刻,Ani 才是貨真價實的赤裸,在自己,在我們面前。

最近因為另一些工作的緣故,翻出了一批九十年代美國獨立電影,或比較另類破格的荷李活電影來看看。看得比較仔細的有 Gregg Araki 的《玩轉末世紀》(The Doom Generation)、Gus Van Sant 的《不惜一切》(To Die For)和《大象》(Elephant)、Jim Jarmusch 的《Ghost Dog: The Way of the Samurai》、 Todd Haynes 的《非常安全》(Safe)、Wachowski 姊妹的《大膽的愛,小心的偷》(Bound)、David Fincher 的《搏擊會》(Fight Club),都是一些桀驁不馴,滿帶不順從的個性的作品。Robin Wood 有一篇寫於 2000年,討論當時最新一浪美國電影的影評〈Hollywood Today〉,它的副題是「Is an Oppositional Cinema Possible?」(還有可能拍反抗的電影嗎?)。文中比較重點討論的作者是 David Fincher 和 Jim Jarmusch,Wood 當時的看法是頗為灰暗的,認為電影創作中要對主流意識形態作出反抗,要不就墮落成虛無絕望的毁滅和發洩(David Fincher),要不就走入一種極端風格化、局限於小眾的路線(Jim Jarmusch)。二十多年後,我看完 Sean Baker 奪得康城金棕櫚獎的新作《阿諾拉》(Anora)後,我不禁想起同一個問題:一種另一路線的、具有對抗性的電影,今時今日還有可能嗎?

Sean Baker 有提及過,他選擇在 Ani 哭出來的一刻馬上剪到黑畫面,完結電影,是因為他覺得再逗留在 Ani 身上的話,是對角色的冒犯和不尊重;關於 Ani 的故事,要看的我們都看夠了。這說法很值得深思。Sean Baker 不但把他虛構的角色當成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來看待,而且他對於電影上所呈現的一切,都有一份不可動搖的責任感和道德感。即使身為作者,也不是什麼都可以想做就做、想拍就拍。我不知道《阿諾拉》是否能與 Sean Baker 自己景仰的七、八十年代美國電影等量齊觀,但他的電影起碼展現了一種對人與複雜情感的嚴謹了解和細緻關注。我想,這應該是邁向他心目中的「成熟電影」的關鍵一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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