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另一些工作的緣故,翻出了一批九十年代美國獨立電影,或比較另類破格的荷李活電影來看看。看得比較仔細的有 Gregg Araki 的《玩轉末世紀》(The Doom Generation)、Gus Van Sant 的《不惜一切》(To Die For)和《大象》(Elephant)、Jim Jarmusch 的《Ghost Dog: The Way of the Samurai》、 Todd Haynes 的《非常安全》(Safe)、Wachowski 姊妹的《大膽的愛,小心的偷》(Bound)、David Fincher 的《搏擊會》(Fight Club),都是一些桀驁不馴,滿帶不順從的個性的作品。Robin Wood 有一篇寫於 2000年,討論當時最新一浪美國電影的影評〈Hollywood Today〉,它的副題是「Is an Oppositional Cinema Possible?」(還有可能拍反抗的電影嗎?)。文中比較重點討論的作者是 David Fincher 和 Jim Jarmusch,Wood 當時的看法是頗為灰暗的,認為電影創作中要對主流意識形態作出反抗,要不就墮落成虛無絕望的毁滅和發洩(David Fincher),要不就走入一種極端風格化、局限於小眾的路線(Jim Jarmusch)。二十多年後,我看完 Sean Baker 奪得康城金棕櫚獎的新作《阿諾拉》(Anora)後,我不禁想起同一個問題:一種另一路線的、具有對抗性的電影,今時今日還有可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