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道紛亂，國際間戰雲密佈，常有人預言終局將近；同時假新聞充斥網絡，有相有片未為真，人心分化，各自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互相攻擊愈來愈烈，和平溝通之路似乎愈來愈遠。在電影創作上，探討這層世道人心的作品一直不乏，但敢於想像且拍攝自家國境的未來內戰的，Alex Garland 導演的《美帝崩裂》（Civil War）確是罕見而具野心的作品。

Alex Garland 不是新鮮的名字了，在寫小說、做編劇、任導演三方面都有成就的他，最為主流觀眾熟悉的，應是他為 Danny Boyle 編寫劇本的《28 日後》（28 Days Later）。如今回看，這部喪屍類型敵托邦世界電影寫的雖然是「外部」的威脅（病毒），實際上已開啟了他對資本主義世界、唯利重私社會的控訴，到末段對武裝勢力的獨裁、殘暴、厭女等等劣行的描繪，也貫徹他後來對男性暴力的思索，包括反英雄式動作片《新特警判官》（Dredd）的劇本創作。惡人當道，以暴易暴有時候似是有其必要，但沒有制衡的暴力終會衍生極權；Alex Garland 想寫的不只是對應「外部」敵對者以後無法制止的軍事集團或宰制策略，反而是對社會現存的「內在」制度和思維中隱藏的暴力基因的思考。

美國政治近年爭議不斷，極端思想越演越烈，暴力事件無日無之，自然是 Alex Garland 關心的對象。即使是以娛樂為先的超級英雄片，也有對排外思想和獨裁復闢的警惕，例如《神奇女俠 1984》（Wonder Woman 1984），對社會亂象更有責任感的創作者自然希望作出更嚴肅的討論。同年 Garland 開始《美帝崩裂》的劇本構思，翌年美國發生「國會山莊事件」，更激發了創作者的憂慮。極端的政治思想發酵，兩極化的長期對立，盲不溝通，終將「內循環」引出極端暴力的行徑，意識形態的「內戰」，似乎一觸即發。

Garland 接受《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訪問，他認為今天的世界沒有比四年前更好，人民互相恐懼更甚，兩極化依然持續，也無抗衡、化解之道，將現況延伸推端至極致，就是「內戰」的想像（I think civil war is just an extension of a situation. That situation is polarization and the lack of limiting forces on polarization.）。電影如今虛構的未來「美國內戰」，固然是誇張化的幻想，但政治寓言從來不求寫實，作者創造極端的新世界，要試驗的是人性在殊異制度下的想法和行為。他刻意不複製現在的政局，也不說明內戰如何發生，例如他虛構出連任三屆的美國總統（根據「美國憲法第二十二修正案」，美國總統只能擔任兩屆任期），怎樣成事，他不作補充，只提過他曾空襲美國平民（但不知是內戰發生前還是之後的事情），換句話說是對自身國民的屠殺，引發出誓要將他拉下台的軍事反抗，在這情境下，今天政治主張撕裂嚴重的德州和加州，竟然聯合起來揮軍華盛頓。

Garland 的目的，自是不希望觀眾以為他只想諷刺當今政客。正如《神奇女俠 1984》有明顯的對當時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挖苦和戲謔，就被支持特朗普的觀眾抨擊是左膠電影，忽略了故事中對傳媒被政治干預、財團操控的警號。對 Garland 來說，德州和加州的意識形態上的對立狀態，令人只看見其不同，其實隱伏著更深層次的相似︰對現實的不滿、對暴力的嚮往、對還擊的願望。是「不信任」產生暴力，而不在於主張的是非對錯，後者總可越辯越明，但如沒有辯論溝通的基礎，對錯根本從何談起。

因此 Garland 沒有將「內戰」的重點，放在參戰各方——這不是「南北戰爭」（1861-1865）的簡單複製，更不是《美國隊長 3：英雄內戰》（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那種二元浪漫消費，這場「美帝崩裂」是多方混戰，永遠沒有勝者（故事中有角色就說，待哪一方佔領了華盛頓，內戰爭奪才真正開始）。他真正想討論的是即使事情已殘酷、淪落到回不了頭的戰爭地步，仍是有著如遠星般稀微的希望，那就是傳媒和記者的角色。

那是個怎樣的回不了頭的地步？不少評論都說《美帝崩裂》令人想起《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他們說的自然不是電影的內容深度和藝術成就，而是那種戰場荒謬的推演、戰爭迫力的呈現，Garland 著實拿捏得相當出色。可是今天的情況畢竟不是數十年前的越戰，Garland 要寫的不是美國的自大和戰爭的虛無，而是對暴力的盲目、非我族類的殘忍。《28 日後》的武裝勢力，固然邪惡，出於對死亡的恐懼、食物和性慾的貪婪，放棄了人性的思考，畢竟有理可循（假如喪屍消失，他們也許會停止惡行）；《現代啟示錄》的美軍對敵人毫不手軟，超乎道德底線，對手無寸鐵的平民也鮮有無端殺戮。《美帝崩裂》裡的極端「美國主義者」，既有強烈的白人至上主義，也有純粹以出生地界定敵我的本土思維，卻是以絕對暴力作種族消洗，遠遠更為可怕。到了這個地步，人人執著「誰來打我，我就打誰」的想法（見主角群被狙擊槍威脅那一節的軍人對白），自不奇怪，但也竟有小鎮如鴕鳥般埋頭入沙，以為可置身事外，其實同樣是靠對外的暴力維持「和平」。這樣看，《美帝崩裂》的恐怖荒謬感，就比前人更戰慄心驚了。

既已可怕得這麼絕望，Garland 從記者的角度出發，寫他們如何渴望見證歷史，甘願冒性命危險記錄和報道真相，是否只是一廂情願的美好幻想？亂世真可憑真相撥清雲霧嗎？今天「假真相」充斥，人人只相信自己版本的「後真相」，誰還願意求驗真相，而即使真相在前，誰又能確保觀眾會相信？Garland 倒也不是天真得無視實況，在電影中他對記者的良莠不齊、動機不純，並非沒有反省（包括本地觀眾無不看得既可笑又可悲的「香港」記者的命運），而故事對小女主角從初生之犢、恐懼徬徨到輕率冒進，描寫得極細膩，也對追蹤歷史發生現場的興奮快感，不無戒懼之情（影響到 Kirsten Dunst 的結局）。Garland 決非樂觀主義者。可是他應該相信，無論民眾是否仍在乎真相，至少真相在現場，始終有去記錄的必要。真相後來也許會被操弄、被誤解，但只要被記錄，它還是有頑強地被還原的內在衝動。在現實中、在電影中，確仍是有無數記者不怕犧牲，有人倒下了，立即有人願補上。這幾年來世界上的各地的戰亂，不是始終有記者在記錄，有心者在關心嗎？

那麼，電影中男記者最後似乎介入了事件現場的「訪問」，到底有何意義？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面對國家困境，有名言︰「我們唯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電影中的美國總統，卻是被恐懼迷惑、被恐懼控制，最終被恐懼籠罩，被攝進歷史的，也是恐懼的面孔。恐懼使人分化，恐懼使人暴力。羅斯福那句名言的後文是︰In every dark hour of our national life, a leadership of frankness and of vigor has met with that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of the people themselves which is essential to victory.；容許斷章取義，不談領導者，民眾互相的 understanding 和 support，始終是掃除恐懼的關鍵。這樣說大抵也許會被譏為理想主義，但除了袖手等崩裂，在亂世中如何自處，始終看觀眾個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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