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在旅遊日本時，印象是經過一所警察所，外面張貼住許多印有不同人臉的啟事，那些是失蹤人士？還是犯下罪行而逃之夭夭的罪犯？今日，我對此已經不再有清晰的記憶。但我潛意識傾信那些是離開了原定居所的失蹤人口，二十六歲、三十八歲、四十二歲、十五歲⋯⋯一個人之所以失蹤 / 消失，我們隨便想想或許都能靠近真實的殘酷——與家人相處不和、逃避債務、對人生現狀感到不滿，決定出走重新開始。紀錄片《人間蒸發株式會社》所透露的並無太多教人意外的部分，唯電影記載的，切實地打開了一道窗口，了解「反常」決定背後的想法。

《人間蒸發株式會社》原為「歐亞紀錄片週」的選映電影之一，出乎所有人的預期，在未有任何宣傳下，電影廣受歡迎，賣出大量門票。後來百老匯電影中心不斷加場，門票陸續售罄。結果，電影終於宣佈以正場形式上映。一般電影賣座，背後總常與行銷有關；然而在未有任何推廣之下，而且還是一部剖析社會狀況的紀錄片，《人間蒸發株式會社》憑內容便吸引到廣大觀眾群，這個票房現象罕見得值得進行一次社會研究。難道電影點中了我們渴望離開原地的欲望？

電影找尋了幾個視點去形塑日本的「人間蒸發」現象，首先是幫客戶消聲匿跡的企業公司（情況有點像劇集《Breaking Bad》裡的「維修吸塵機公司」，收錢專門為有需要的人隱姓埋名），然後是自願消失或被迫要消失的人，之後就是對此不明所以的親屬，派出私家偵探希望尋出兒子的蹤跡。在空間交錯的剪接之下，影片對眾人處境不加評論，盡量與對象保持中立的關係，沒有將助人消失的老闆描繪成英雄，也避免渲染悲劇色彩。在如此無分對錯好壞的前提下，它提供了一個空間，容許對象坦露自己離家的感受，容許觀眾站在他們的位置生活——無論是為避債而逃的賭徒，還是在家中坐立不安的母親，立場互有衝突也好，我們都可以心平氣和地聆聽他們的心聲。這是《人間蒸發株式會社》敘事的一個重點。

電影主力描述，日本有公司專門收費為客戶提供「人間蒸發」服務，另一邊廂又有私家偵探四處打聽失蹤者的下落，如此兩樣同受客戶委托的商業服務，各走對極——這邊她在小型貨車迎接奔跑逃離住所的男人，那邊他向電子屏幕裡的接待人員舉出尋人啟事——兩個場面都見證住現代人際關係的危機，我們都身處一個寂寞與疏離的社會，人能隨時消失，不存在任何實體蹤跡。

《人間蒸發株式會社》公映之後，有別於之前特別放映的迴響，坊間陸續出現一些反面聲音，大意是批評電影焦點渙散，內容跟港台的《鏗鏘集》無異（事實上《鏗鏘集》的新聞調查深入淺出，總常提煉出讓人深刻的題旨）。《人間蒸發株式會社》題材聳動，觀眾都期待導演會為事件定下怎樣的總結或想法，然而電影在許多時刻情願後退一步，像「牆上的蒼蠅」般只是觀察，不加個人意見，甚至也不大希望打聽太多受訪對象的私人事，只在外圍打轉。

德國導演華納荷索（Werner Herzog）對紀錄片作過不少的理論陳述，他說過「真相並非由事實組成」（facts per se do not constitute truth），主張導演不應滿足於做「牆上的蒼蠅」，應該飛離牆壁，因為只有創造和幻想才能讓電影靠近深層的真相，竭力追求「詩意的、令人狂喜的真相」（poetic, ecstatic truth）。

對荷索而論，紀錄片提出的真相遠比真實重要。對《人間蒸發株式會社》的導演 Andreas Hartmann 與 Arata Mori，或許是受訪對象的私隱較電影本身重要，最終電影受制於一種迂腐的規矩，為對象提供最大的保護，只有真實，未有足以打動人心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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