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李卓斌：「你是個很憤怒的人嗎？」未待他回答，看到他圓渾的身形，嘴角帶著友善的微笑，我便覺得自己問錯問題了。
我問李卓斌：「你是個很憤怒的人嗎？」未待他回答，看到他圓渾的身形，嘴角帶著友善的微笑，我便覺得自己問錯問題了。
為何我總會將「憤怒」這個形容詞和《G 殺》連結起來？記得在 2018 年 11 月的香港亞洲電影節，首次觀看由李卓斌導演的這部作品，當時覺得有點頭昏腦脹：劇情很斷裂，非線性的敘事結構加上零碎的剪接手法，要觀眾傷腦筋將拼圖重新整合，風格不算新，但至少是香港電影少見的，有點像中島哲也及園子溫。
還有，我感到導演對社會現狀很不滿，甚麼都要痛罵一頓。或許，活在這世代，不憤怒是不可能的，無論你怎樣謙厚樂觀，這個社會總有一瓣會「辣慶」你。
《G 殺》的 G，是 HKG 的 G，我知。
電影以英文字母「G」貫穿，配搭成不同的字詞，有名詞也有動詞，有藝術家名字和性病名詞，用法自由靈活，不論是「G Cup」、「Gun」、「Guts」甚至商品牌子「G Shock」 ——這些黑底白字的英文詞語，把電影間隔成多個篇章。《G 殺》故事是由一宗「斷頭」命案開始，當中牽涉在內的人物，包括名校女生、黑警、性工作者、教師及醉心拉大提琴的宅男等，他們各自有性格上的陰暗面。
眼前的李卓斌卻是一臉祥和，可能「憤怒」只是一種手段，去吸引大家的目光。畢竟自從 2015 年第 3 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專業組獲獎後，到了 2019 年正式公映，漫長的旅程一路走來，已經沉澱了不少激動情緒。
關於憤怒，李卓斌的回答：「我的憤怒，可能不是表象，是內裡的。」他在單親家庭成長，讀書時喜歡畫漫畫。中學的時候，很多同學都很反叛：「我們那種『反叛』 ——是不服從於有限的選擇，要向制度挑戰，例如選學生會代表，我們總會劃掉選票上的 A 和 B 候選人，而自創一項『C』，填上朋友的名字。」
電影改變了李卓斌的人生。2003 年，沙士肆虐香港，社會一片愁雲慘霧，年輕人尋開心之方法，就是看電影。「記得在鑽石山荷里活廣場看完《無間道》，便拿起數碼相機，即興地和朋友於戲院對開的斜路，重演劇情，自此開始喜歡拍片。」他說。
後來，李卓斌報讀了由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開辦的「電影專業培計劃」（業內人稱「電培」）。電培是電影圈的少林寺，以培訓學員入行為目的，著重實務。畢業後，李卓斌於 2005 年正式入行，當過陳嘉上及葉念琛的副導演，一直到現在，「條路都算暢順」，到了 2011 年，因為參加《鮮浪潮》，獲得到韓國富川的學習機會，認識了一位新加坡監製，催生了後來的《G 殺》。
以「G」字貫穿全片的構思來自編劇蔣仲宇。李卓斌和蔣仲宇首度合作，已經很有默契，「可能是他看過我以前拍的短片如《潛入戲院》，都是採用『碎片式』的敘事手法，後來發現他也是電培的畢業生！基本上他的第一稿已經很『中』，不需要很大的修改，已經建立了電影的雛形。而攝影師（譚家豪）及剪接（許文傑）都是慣常合作的班底，所以是一拍即合。」
李卓斌與同伴以另類的手法拍《G 殺》，一心想「衝擊香港電影」：「預咗有人會唔鐘意，甚至睇完第一個鏡頭就會鬧『你班友仔攪乜呀？』，但作為新一代發聲的途徑，我希望——在任何角度來看，呢部片都應該有存在嘅價值。」
首部劇情電影的 550 萬元資助，要拍一部商業電影是不足夠的，現在的成品帶點實驗風格，是因為「唔夠錢」。李卓斌說：「其實一開始我們有共識，不要似一些日本片⋯⋯我都想拍到歐洲片咁嘅 feel，香港的拍攝場景很狹窄，想擺後啲個機位都唔得，要避的東西太多，有時惟有見少啲。」所以被指似新派日本片，李卓斌感到無奈：「我的偶像是馬田史高西斯。」他反而承認《G 殺》有點似彭浩翔《出埃及記》那種感覺。
《G 殺》的獨特表現手法，是不容易理解及消化，它明明說的東西很貼近現實，但敘事的方式很曖昧，電影對時局的不滿，也容易讓人套上不少政治解讀，有觀眾在優先場的答問環節問，學生趙雨婷（陳漢娜 飾）與父親黑警龍爺（杜汶澤 飾）及繼母性工作者小梅（黃璐 飾）是否暗喻回歸前後的中、英、港關係；甚至有人說片中角色感染的「淋病」是嘲諷特首林鄭月娥（網民給她的「綽號」），導演對一切的解讀都不置可否，他說：「惡趣味是有的，但我們拍攝時，林鄭都未上台！」當日他笑著回答觀眾：「你諗多咗喇！」
《G 殺》未正式公映前，已經得到了業界的關注，包括香港電影金像獎的 6 項提名，及被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選為「推薦電影」，推薦的理由是：「《G 殺》充滿香港年輕一代憤怒的吶喊，分貝極高！將雨傘運動後積壓的鬱悶宣洩。導演李卓斌與編劇蔣仲宇直接告訴觀眾：社會有病！利用零碎的非線性敍事手法，通過三個疏離自我的角色，試圖以「G」字帶出遊戲式生命解讀，將道德假面全部擊破。」
李卓斌不盡認同是「雨傘運動積壓的情緒」，他說可能傅以泰（林善 飾）的那段很長的獨白令人有這種感覺，他認為「世界本來就是如此。電影也聚焦了（雨傘運動以外）其他東西。」如果一定要和社會運動拉上關係，他說「反高鐵」對他影響更深，因為他當時在報社擔任時事視頻節目的導演，主持是黃毓民，李卓斌因此對時政有更深的了解和關注。
這正是電影藝術奇妙之處，電影公開播映，便沒法限制別人「諗多咗」的自由。《G 殺》撕破了很多偽善臉孔，如片中道貌岸然的老師 Markus （陸駿光 飾），表面上是位循循善誘的老師，但私底下卻與學生有不倫的關係，又藉宗教信仰來掩飾罪疚感；此外，龍爺濫用職權來維持他確信的「地下秩序」、官商政客互相勾結等等，電影都直斥其非。
觀眾看到教友在唱「主能夠」時哄堂大笑，因為「唔啱音」，聽起來像粗口。《G 殺》有很多場口都有點肆無忌憚，我問導演會否擔心冒犯了某些人？他說沒考慮這問題，有人甚至問他會否怕開罪大陸而被有關方面封殺，他強調這部電影是從香港人的角度出發，他反問：「最重要的是，有沒有人敢講，現實生活中沒有出現呢啲問題先？」
「你心中有嘢，先會介意被其他人講中。」他打趣地說：「你帶住五把刀出街，然後有把刀『片』中人，就話其他人有問題嘛。」
至於大陸市場及自己的前途問題（《G 殺》肯定不能在內地上映），他說：「拍攝現代香港背景的電影，一定會涉及中港問題，可能我形容『（現時的香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有人聽咗會唔高興，但其實類似的評語，放在其他國家也是一樣。」
至於個人前途問題，「暫時無人識我，我何必咁快去想這問題？」他補充：「香港有些人太政治正確，才覺得有問題，香港現在仍然是可以俾人發聲的社會，但很多人已經不在乎你講甚麼，而係覺得講都唔得，講已經唔啱。」
李卓斌下一部作品，是伍健雄監製的《墮落花》——一個關於冰毒的故事；看來《G 殺》是走對了，讓更多人看到他的能力及才華。
《G 殺》顯示了導演在選角上的心思，如何在有限的資源內，找到合適的演員是一門高深學問，其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陳漢娜，另外演出前一句廣東話都不懂的黃璐也非常突出，資深演員如杜汶澤及陸駿光的演出也很有真實感。
很多人都同意，李卓斌將陳漢娜（Hanna）拍得很有氣質，海報上的「大特寫」從沒試圖遮蓋臉上的雀斑。她的美，並非我見猶憐那種，而是像戲中趙雨婷，很有個性和自信。Hanna 的演繹很細膩，有些微細之處，如一個眼神及小動作，是很難「演」出來的。
她說當初接到劇本時，不覺得自己和趙雨婷相似。「首先，當然是年齡上的差距，我已經 25 歲，要演一位 16 歲的中學生！但慢慢發現，角色的習慣，例如跑步和我相同。於是，當我跑步時，便一邊想像趙雨婷是如何跑，跑的時候在想甚麼呢？」
陳漢娜還有一招很有用的，便是為角色寫日記。「當我落實接拍，由於是第一次主演，很緊張，由落實到開鏡之間有半年時間，我不斷在想這角色，於是為她寫日記，代入趙雨婷的思想。開拍前導演安排我和李任燊及林善的排戲也很有用。」
看罷《G 殺》，對陳漢娜印象難忘，尤其是那把溫柔的聲線，電影中有很多她的旁白，原來都是在現場錄音，而不是後期配的，所以較容易保持當時的情緒。陳漢娜說，《茶花女》也是在現場朗誦的。
李卓斌形容陳漢娜是個「唔識收」的演員，所以他會多給她一些發揮的空間。陳漢娜很信任導演，因為事前準備工夫比較充裕，她很快便投入了角色，反而在現場很少和導演談話，李卓斌總是給她很多自由度。
戲中 Hanna 和陸駿光有師生戀，劇情安排她要替他口交，「對我來說，拍出來的尺度是 OK 的，反而劇本的文字更加意淫。最難拿捏的是點樣令成件事演繹得不『咸濕』。
Hanna 最深刻的一幕是趙雨婷得悉被 Markus 老師傳染了淋病，不停地喝水，最後衝到淋浴間以花灑沖洗。「本來工作人員是安排了暖水的，但我太投入，開錯了冷水，但那凍的感覺更讓我入戲，更能感受不止是擔心性病的問題，而是感到與心愛的男人之間的信任破壞了的痛苦。後來的 take 用暖水時沒有了折磨自己的感覺——於是我堅持用冷水！」
《殺破狼．貪狼》令 Hanna 為觀眾認識，之後她參演了兩部電影，《G 殺》是她正式第一部主演的電影，拍攝過程不是太辛苦，是一次很難得的經驗。「我覺得編劇很勁，劇本無可挑剔，他竟然將一位 15 歲少女的內心世界寫得咁透徹。」
陳漢娜也認定了要走演員的路，明白演員很多時候要「將自己啲嘢擺出嚟畀人睇，所以要夠放，整個人的感受和情緒都要投進去。」陳漢娜在《G 殺》的表現，足以令人信服她能演內心世界複雜的角色，我相信她的前途無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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