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 Maggie Gyllenhaal 有關身為人母的處女作《失去的女兒》（The Lost Daughter）後，我不禁要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何我會接受像安東尼奧尼《迷情》（L'Avventura）般『無事發生』的電影」，對這部同樣煞有介事的心理懸疑劇，卻無法提起相同的勁來。到底《失去的女兒》差了些甚麼？

提倡作者論的傳奇影評人 Andrew Sarris 曾經為安東尼奧尼「沉悶」的電影創造了一個新字：「Antoniennui」（安東尼無聊），顧名思義就是戲謔他的電影沉悶沒趣（唯此字的由來就連當事人都回想不來）。姑勿論這話對安東尼奧尼作品是否一個公允的評價，就當此話當真，他的電影故事的確無聊，但是裡面總有一些能震懾觀眾的構圖與靈巧的場面調度。

我如此一提，是因為《失去的女兒》讓我想到安東尼奧尼反戲劇的嚴肅調子。故事講述主角 Leda 獨自前往希臘小島渡假，途中遇到來自美國的大家庭，其中一個與她相似的年輕媽媽引起她的注意，驅使她回憶自己年輕時代照顧兩女的過去。跟《迷情》一樣，本片有著幾個等待解開的迷團：到底 Leda 對兩個女兒有甚麼不堪回首的過去？為何她要偷取對方的嬰兒娃娃？不同的是，《失去的女兒》的懸念一切自有解答——哪管是明顯的，還是隱晦的——而這些答案的最終指向都是單調的心理狀態。一字記之曰：自私。

電影史從不缺惡劣家長的故事，譬如說戴丹兄弟講述身為人父把兒子賣掉的《半熟爸爸》（The Child）、是枝裕和敘述母親棄子離家的《誰知赤子心》，來到改編自意大利短篇小說的美國電影《失去的女兒》，導演 Gyllenhaal 著眼的是逃避家庭責任的母親 Leda。她追求獨處的寧靜時光，卻因為見證旁人恆常的人性缺陷，不斷被自己的罪疚感所困擾，以致她回想起自己的罪過。有著具戲劇性的故事前提，《失去的女兒》為劇本注入大量符號（用嬰兒娃娃象徵母親對孩子的愛）與神話隱喻（主角 Leda 的名字與葉慈的詩歌產生互文），以含蓄的戲劇元素減輕故事本身的通俗性，企圖達到曖昧（ambiguity）的戲劇效果。

可是 Gyllenhaal 實在誤解了曖昧性的真諦。《失去的女兒》故事結構目的清晰，就是要剖析  Leda 古怪的脾性和行徑。縱然電影沒有明確解釋她為何要偷掉別人的嬰兒娃娃，也沒有明確交代結局她被刺傷的下場，但最後作為觀眾依然能清楚理解導演表達的意思——拋棄家庭多年的母親一直背負罪疚，逐漸放過自己。電影沒有給予觀眾詮釋空間，每個橋段和鏡頭都只具實際而單一的意義，為的是鋪墊 Leda 跟自己的和解。

換句話說，當《失去的女兒》的懸念一步一步被拆開，最終揭示電影只是講述自私的母親的幾個生活與回憶片刻。若然安東尼奧尼電影透過層出不窮的場面調度製造疏離感與孤寂能被稱為無聊，那麼 Gyllenhaal 以大量重複平板的特寫鏡頭拍攝主角的神態，實在完全喪失電影語言的奇異之處，可謂白白浪費了表現聲色的電影藝術。我更不懂何以我需為了聆聽 Leda 作為壞母親的懺悔，而苦苦度過了沉悶乏味的兩小時希臘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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