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能夠看到的馬來西亞電影不多，可能要你數一兩部出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台灣演員吳慷仁剛憑《富都青年》拿了金馬影帝，片中「探監」一場他單靠手語和神情的精湛演出，堪稱技藝四座。而這其實是部馬來西亞電影。大家去看出爐影帝演出時，也可順道好奇一下：馬來西亞電影究竟是長什麼樣子？ 當中的一大特色，大概就是其文化多元的社會環境了。對香港觀眾來說，甚至可能會因為片中不乏「廣東話」，而感到格外親切。訪問《富都青年》導演王禮霖、監製李心潔時，我們也從語言說起，再逐漸進入電影的核心。
香港能夠看到的馬來西亞電影不多，可能要你數一兩部出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台灣演員吳慷仁剛憑《富都青年》拿了金馬影帝，片中「探監」一場他單靠手語和神情的精湛演出，堪稱技藝四座。而這其實是部馬來西亞電影。大家去看出爐影帝演出時，也可順道好奇一下：馬來西亞電影究竟是長什麼樣子？
當中的一大特色，大概就是其文化多元的社會環境了。對香港觀眾來說，甚至可能會因為片中不乏「廣東話」，而感到格外親切。訪問《富都青年》導演王禮霖、監製李心潔時，我們也從語言說起，再逐漸進入電影的核心。
《富都青年》夾雜很多不同的語言，有廣東話、普通話、馬來語和英語，不斷切換，對不同背景的人自然會說起不同的語言。我當然知道李心潔能說流利的廣東話，但也不敢肯定王禮霖是否也一樣。「懂三種語言是很基本的，尤其在吉隆坡。」李心潔指的三種語言是廣東話、普通話和馬來語，「如果像我一樣是福建人，也會說福建話。」
《富都青年》有這樣的多語言背景，只因當中的角色有很多不同的「身份」。「身份」是電影前半部分最大的主題。吳慷仁和陳澤耀在戲中分別飾演阿邦、阿迪（電影的英文片名 Abang Adik 其實就是兩個角色的名字），都是沒有公民身份的角色，他們在混雜了不少外勞的富都生活，日子過得一點都不輕鬆。那個地區雖喚作「富都」，卻一點不富。
「富都」是馬來語 Pudu 的華文譯名，過往華人慣稱作「半山芭」，本來就沒有「富」的意思。然而以此作為片名，卻帶有諷刺的意味。王禮霖說，富都在七八十年代時，的確有點「富」：「因為靠近市中心，當年那裡有很多批發生意，但現在當周圍都有很多新的建築物時，它卻依舊是那個模樣。」到九十年代，原居於富都的華人因為經濟條件改善逐漸遷出，那兒的住宅便租予來自其他東南亞或南亞國家的外勞，面貌有了很大的轉變。事實上，幾年前王禮霖監製的《分貝人生》（陳澤耀、張艾嘉主演），也有在富都取景，他一直覺得這個地方有很獨特的味道（這個賣菜殺雞的市場也確實有點氣味），便決定自己的導演首作要在這裡拍攝。
至於有關「身份」方面的議題，外地觀眾最好先了解一下馬來西亞的戶籍制度。戲中阿迪有「出世紙」，卻沒有公民身份，究竟是什麼原因？王禮霖解釋，通常有這個情況，多數是因為爸爸是本地人，媽媽是外勞，「他們可能沒有註冊結婚就生了小孩子，沒有合法地註冊，孩子就沒能拿到身份證，只有醫院提供的出生證明」。根據馬來西亞的法律，這種情況孩子不能跟爸爸，只能跟媽媽，然而因為媽媽是外勞的關係，她生了孩子不久可能就要離開了，「身份」就變得難以追尋。
李心潔指，更重要的問題是，「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法律」。「你不承認他們，其實會造成很多社會問題，他們當中很多是人才來的，但馬來西亞政府卻好像一直未有處理這件事。」於是，這些人就有如戲中那樣，要靠一些福利團體幫助他們拿到身份證，但過程也一點不輕易。
說到這裡，如果你未看《富都青年》的話，大概會以為這是一部以探討社會問題為主的作品吧，但電影在中段其實漸漸轉了方向，更聚焦在阿邦與阿迪的兄弟情上。
「有一位觀眾也問過我，他覺得前面交代了這麼多問題，後面怎麼會變成這樣？其實我們寫劇本時也談過這個問題。我們都知道，沒有可能在電影控訴過後，政府就會解決了那些問題，因為問題太多了。如果要將這些問題都放進電影，要設計的東西也同樣太多。所以我們最後都說，這只是一個背景，我們要寫的，說到底都是人。」而王禮霖相信，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一件事叫做愛，「這是故事可以寫下去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富都青年》的下半部分，更想寫愛的偉大，同時亦想承接前面的鋪墊，面對社會的種種制度，有些事情不是你能改變的。「你的出生都是注定了的。好像戲裡面的阿邦，一開始已經注定了他是一個影子，他就好像一個不存在的人，就算現在他死了，也沒有人會關心，沒有人會發現這個人消失了，因為他沒有身份。他自己也知道這個情況。阿邦阿迪兩個都在這樣的困境裡面，所以他們即使不是親生兄弟，但感情卻比一般家庭的兄弟好，因為彼此可以扶持，阿邦甚至會為了弟弟而作出犧牲。」
《富都青年》另一個特別的地方，是把兄弟之間的情感描繪得特別親密；此外，戲中還有一個很照顧兩兄弟的變性人角色 Money 姐，劇本顯然想包括更多不一樣的書寫在裡面。王禮霖表示，這些寫法、角色，其實都在講「身份」。「現在富東確實住著這些人，所以放一個變性人的角色進去其實是很真實的，大家都要身份。兩兄弟的感情其實是我本身的感受，因為我覺得當情況越艱難，你的愛就會越多，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是多了，你只會覺得很平常。」
王禮霖對於「邊緣人」的關注，早在他過往製作的作品已可見端倪。《分貝人生》講底層生活，《迷失安狄》有關變性人，到自己當起導演了，也有把這些社會議題延續的意向，《富都青年》當中就有外勞、變性人，以及無法取得身份的兩兄弟等等。這次他全心全意圓導演夢，最困難的反而是物色一個理想的監製人選。他想找一個馬來西亞人去擔任這個崗位，很快便想到找李心潔。「當時她剛回來馬來西亞，我就覺得可以試一下，雖然我跟她不算很熟。」
這大概不是一般觀眾能估計得到的人選，畢竟李心潔一直以來的形象就是歌手、演員，即使近日有執導的經驗（《孩子，你好嗎？》），也年資尚淺。李心潔自己也很意外有人找她做這個工作：「我真的可能會努力成為一個導演，但我真的沒有想過有人會找我做監製。我是否適合做監製，有沒有這個能力，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他（王禮霖）找我時我都呆一呆，但他又很堅定，說很想我陪他走這條路。」
李心潔只看了故事大綱便決定一嚐當監製的滋味。「以我的資源去幫助馬來西亞電影推廣到更大的市場，也是我的心願。我覺得如果有一個新的導演，他真的覺得我可以幫助他到最後，無論他覺得我可以幫他什麼，我是願意的。我覺得馬來西亞有很多人才，也有很多熱愛電影的電影人，但是我們真的太少機會，太少得到支持。馬來西亞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我們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是一個寶藏，但很多的面貌未被外國觀眾看到。」
「我看了《富都青年》的故事後，我有信心這個故事可以做，因為我自己在馬來西亞都有慈善機構，都在幫助低收入家庭的小朋友，甚至乎有一群朋友都是沒有身份的。我很關注社會底下層的人。我不知道他做導演的能力如何，但我覺得我要幫他做這件事。我會跟一個人合作，第一就是看他的本質。他非常重感情，很善良，是一個很用心推廣馬來西亞電影、栽培馬來西亞新演員的電影人。第二就是我覺得電影是騙不了人的，尤其是導演的作品，如果你心中有愛，你拍出來的電影感動人的機會就很大。我覺得以他的性格，他一定可以做得到。」
王禮霖讀廣告設計，首次執導電影，他很自然會應用這個專業，以色彩說故事。「其實我們整部電影有三個部分，這三個部分的顏色是慢慢變化，鏡頭也是慢慢變化。第一個部分就是命案發生之前，你看到鏡頭是跟著你的，是有移動的，有色彩的。命案發生的一段，你會看到色彩變得更深，然後鏡頭漸漸變得穩定。阿邦自首入獄之後，你會看到有很多 close-up，那些顏色更加黯淡，這些都是跟攝影師編排好的風格。」
問到馬來西亞觀眾是否支持自己本土的電影，王禮霖說相信他們是會去看的，但也承認，「文藝片」或「art film」肯定不容易生存。「一般觀眾一定是最喜歡商業片，文藝片在馬來西亞的觀眾不知為何越來越少，所以希望除了馬來西亞之外，我們還有其他地方的市場。因為如果你因此不去做，就會少一部。我覺得觀眾是要教育的，其實有些觀眾甚至不知道甚麼是文藝片，他們只知道賀歲片。所以我覺得你有了作品，你就可以教育這個市場，你能教育多兩個人就多兩個人，你沒辦法一下子改變它，因為改變不完全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它要靠政府、企業家一起去改變市場。最重要是你有沒有做出一些東西，對我來說就是這樣。」
李心潔則覺得馬來西亞的電影質素一直在提升，甚至近年可以看到一股新浪潮出現。「今年馬來西亞推出的電影其實是有著一種新的風味，無論是馬來導演或是華人導演，都有他們自己獨特的風格。有幾部譬如張吉安的作品，以及一部叫《Tiger Stripes》的（編按：港譯《虎紋少女》，早前曾在香港亞洲電影節放映），都有著新的攝影風格，講故事的手法也大膽一點。我覺得馬來西亞還有很多內容的寶藏是大家可以去發掘的。」
身為監製，她在訪問結束前不忘再推介《富都青年》，相信這是認識馬來西亞電影一個不錯的入口。「這部電影不難消化，說的是很真實的東西。大部分看完這部電影的人都能得到一種共鳴，雖然這是發生在馬來西亞的一個故事，但因為人都是有感情的，只要那個感情夠真，那個愛是很深的時候，你一定感動。」二人最後還笑說，至少應該要來看看吳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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